清朝废除科举制后怎么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的废除最早是孙中山和康有为的主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延至由咸丰五年(1855)由殿试一甲第三名，点了探花的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刘坤一在联合上变法之疏中再次提出，上疏的主要内容就是设学校，停科举，奖游学三项建议，清廷迫于压力不得不釆纳，逐步实行。所以问题的时间范围应该局限于这个时段，而不能扩展到“清朝为什么会废除科举制”。換言之，可以说科举制度几乎存在于整个清代。
足以改变清朝命运的普通两封信
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的九年中，即1885～1894年，是中国在十九世纪余下光阴中最好的时期。国际国内形势比较平稳缓和，清政府难得的取得了一些“外战内行”的好战例，如冯子才在镇南关及谅山之役大败法军;刘永福的黑旗军也屡创法军;同时挫败了日本兵配合朝鲜开化党人制造的动乱。中日力量的对比中，清朝并不处于下风。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知识分子中间有不少人幻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鸿章能够利用他在朝廷的高位，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施行新政。
1894年1月底，孙中山先生回到老家翠亨村闭门谢客，历时十多天写出洋洋万言、思想精髓的长文《上李傅相书》。内容主要包括“富国四策”，其中就有兴办学堂、废弃科举考试的主张。这篇文章人托人交到李鸿章手里，史载：“书上后，鸿章虽甚赞许”，由于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日理万机的李中堂无瑕顾及这些缓不济急的事情，仅仅答复说“打完仗了，以后再见吧”!
客观的说，这个时候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中，改良处于主导地位，李鸿章如此草率的决定，使孙中山先生在思想中展开革命和改良的斗争，及至北平一行，耳闻目睹清政府下的社会，对比海外工业革命发展的迅速，深感传统理学是“仅言孔子修己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的切肤之痛，不过孙中山先生的应对策略是釆取激进的革命斗争方式。
与此同年底，年已36岁的康有为和小一点的梁启超赴北平参加第三次科举考试，在胡同旅店等候发榜的举子们得到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协议的消息后，个个义愤填膺，群情激愤，尤其是台湾籍举子痛哭流涕，泣血书以明志。
宣武门鞑子(现名为达智)桥胡同的一间祠堂里，几百个举人聚会此处，用南腔北调的口音激烈的讨论着什么事情，一个中年男子分开众人，手握管毫，及锋而试，长毫犹如草龙飞舞，惊蛇急窜，一手漂亮北碑风格的行书在宣纸出现：“上今上皇帝书”，然后强提一口真气继续写下去：“具呈举人康祖诒等，为安危大计，乞下明诏，行大赏罚，迁都练兵，废除科举考试，变通新法……”他们的主张和孙中山先生信中内容极其相似，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取消科举考试，罢四书文，改试策论，兴办学堂，立京师大学堂，改省书院为学校，奖励游学等。”
康祖诒就是康有为，他代表十八省(全国只有十八行省)举人画押上书都察院。
孙中山先生和康有为的上书，如果清政府真的通盘接受，中国历史将会掀开崭新的一页，可惜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残酷镇压了这场变法维新运动，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
(刘春霖)
科举考试仍在继续，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是清光緒三十年(1904)甲辰恩科状元一一刘春霖。
史载他是在殿试中被慈禧太后钦点为状元的，笃信佛教的慈禧认为他的名字吉祥。当时的第一名是湖南的谭延闿，读卷大臣害怕慈禧因谭姓而联想到被处死的谭嗣同，就把广东的朱汝珍拟为殿试第一名，不料仍然犯了慈禧的大忌，一张马脸犹如瞬间拉长的扯面，多疑的慈禧联想到了大明朱家、“珍”字可能又想起不久前的珍妃，“广东籍”己成为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标志。而位于第五位刘春霖的名字引起慈禧的好感，“春霖”意为“春风化雨，普降甘霖”的意思，他的籍贯地为河间府肃宁(今沧州肃宁县)，而“肃宁”又有“肃靖安宁”之意，牵强附会的各方面似乎都很理想，慈禧太后用狼毫笔写了六个朱笔字：“第一甲第一名”。
而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考中进士时的排名才仅仅是“名列三甲”，三甲就是“赐同进士出身”，这个“同”太有讲究了，作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的老职工在1992年前的工龄被社保局“视同缴费年限“是一个道理，心里面总还是有点失落，三甲就是第三名，肯定没有“一甲”硬实，而且三甲是进不了翰林的，曾国藩的这种失落心理，伴随他终生。
八国联军的枪炮声惊醒了慈禧的梦
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之后，慈禧太后逐渐认识到尽快变法对于清帝国的意义，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1.29)，西太后在西安发出了第一道“变法”“革新”的上喻：“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欲求振作，当议更张。”(《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15页)
张之洞和刘坤一立即在南方响应慈禧的号召，于五、六月间连发三个奏折要求变法，并且祥细叙述了变法的步骤和具体做法。如“育才兴学”、开办“文武学堂”、并且废黜八股考试制度和武科考试，并奖励到外国留学……”慈禧立即朱批“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建立一项政策法令很容易，废止沿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是没法紧急刹住的，强大的因循守旧惯性仍然成全了最后科举考试的受益者刘春霖。
(张之洞)
科举制度总的来说是“弊大于利”
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始于隋朝完善于唐代，这时的科举考试分为三大类：常举、制举和武举。常举是科举考试最主要的形式，也叫常科。秀才和进士由此而产生。限于篇幅，不再祥述唐代具体科举考试内容。
唐代因为科举考试也发现了大批人才，不过数量有限，唐太宗时期也仅有二百多名进士。
“初唐四杰”的楊炯上元三年(676)二十六岁时科举及第，当了校书郎，在长安国家图书馆工作，算是混得不错的了。
稍后的陈子昂因为科举考试和仕途坎坷，一个人跑到当年的幽州黄金台上涕泪交加：“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之后，胸洞大开，使完了“司刀令牌”的手腕才顺利通过科考当上朝廷小吏。
楊炯和陈子昂应该是凭实力和个人奋斗走上了仕途。
而王维、韩愈、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杜牧等人，他们的名头当然大，也有真才实学，不过，上面如果没有人为你说话，拉你一把，你也末必金榜题名!如王维就受到玉真公主(玄宗妹)的提携，诗界大佬顾況也极力点赞过白居易。
而大诗人杜甫和李白都没有中举，无法借诗名进入中枢的视线，只有“仰天大笑出门去”!
这不能不说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
另一个弊端就是“八股文”，它是明清两代读书人为求得仕途而作的一种特殊的科举文体。它还有另外的称呼：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和四书文、八比文等。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解析八股文，一句话可以概括，它就是一种格式化的文体。
考生只能在格式范围内规定的朱熹所注的四书中摘取。考生的唯一办法就是按朱熹的注解来“代圣人立言”，不允许你有什么所谓的“原创”思想见解。所有的读书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
八股文的基本格式是这样子的：
一，题目一一破题一一承题一一起讲
二，领题一一八股(起股一一中股一一后股一一束股)
三，大结
我的理解就是，八股文的格式并非无一是处，我们现在有许多文章，写作方法也是如此这般，关键的问题是八股文的题目基本取材于“四书”，它有大、小题目之分，小题目仅为一句话，如：“女与回也孰贤”，它包括了《论语》和《孟子》的两句话。大题目甚至包括三个问题，如“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尔何如一节”，“子曰学而全章”。
科举考试是可以选拔人才的，以清朝为例，著名的有毕沅，曾国藩，翁同龢，张之洞，梁鼎芬，朱孝臧，沈增植，陈曾寿三兄弟，李鸿章，冯煦，胡嗣瑗，陈夔龙，郑孝胥，陈宝琛等等，他们或者是国学大师，或者是方面大员，或者是顽固的滿清遗老甚至是伪滿洲国大臣，除了极少数人，都没有一个真正的实业家，治世能臣，因为熟知四书五经的大师是不可能制造出铁路舰艇的。
汉唐科举广招各科人才。明清科举偏重行政人才。科举最後变成行政官员的选拔考试了。现在，各国的行政公务员考试，取代了科举。古代各行各业的学徒制，大部份被小学、中学、技职、大学制度取代。企业把一大部份的育才、选才任务和成本，交给社会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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